我自幼顽劣，虽然5岁时，就被送上私塾启蒙，后来又改上新式小学念书，但对读书始终没有兴趣，因而逃学成性，为此屡屡受到老师和家人的“教育”——老师打我板子，罚我下跪孔夫子牌位，长辈斥责以至痛打我。大约是所谓“逆反心理”，在责骂和棍棒的威胁下，反而更激起我对书和读书的蔑视和反感。

　　但在进入高小时，一位同学从家里拿来一本石印本的绣像本《封神榜》给我看，书里的字虽然许多都不认识，但故事情节、人物命运，却大体看得懂，并且使我入了迷。也可以说，以此为契机，书开始对我具有吸引力，进而把读书变成一种生活需要，最终由一个山野的顽童变成一个知识分子，以读书、买书、借书以至写书、译书、编书与教书为业，而不知老之已至——我成了一个戴着近视眼镜、拄着手杖，耳朵上挂着助听器的老读书人了。

　　而书籍又像是一把火，它不仅点燃了我的生命，也照亮了我周围的生活世界，使我看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，生而为人应具有的责任和品格。正如我去年为一位青年朋友的散文集写的序文中说的：“我不喜欢思而不学或学而不思的人。书籍本来是使人变得聪明而勇敢的东西，而不是使人变得愚蠢而狡诈的东西。”正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在激变中前进的世界，时代把我塑造成了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，因而在“政治犯”的监狱里进进出出，前后有4次之多，以至于生命的一大部分消失在没有自由的狭小天地里。知识给人以智慧和力量，但在一个国家充满灾难的时期里，知识往往又成为知识分子的灾祸的来源，所谓的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。历史上频频出现的文字狱，或曰“笔祸”，又成为知识分子的独享的专利权，原因盖在于此。

　　虽然列宁在监禁流放中写下不朽的力作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》，尼赫鲁在监狱中写下他的自传等，都成为读书界的美谈，许多仁人志士都把监狱看成一所大学，但据我的亲身体会，不是所有朝代的狱牢，都被允许安心去读书甚至写作的。监狱作为一所大学，更主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读生活这本活书和大书的充分机遇，因为在这里的囚犯中，有各种层次和职业以至不同国籍的各式各样的人，它可以开拓我们的生活视野，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，得到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性认识；因为在这里面，人与人的空间距离大大缩小了，同时，多是以赤裸裸的自我呈现出自己。我在青年时代，从书本上读到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一位法国富孀，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作家，曾出资要她的儿子拜当时的著名作家福楼拜为师，福楼拜却对这位富孀说：“太太，您叫儿子跟我学做小说的这笔学费，最好交给他，由他到社会上去鬼混，这才是培养他成为一个作家的正当途径。”这句在我学生时代读过的话，直到我进人社会，而又频频与监狱结缘的生活实践中，才真正读懂了。

　　当然，我在这里这么说，并不是要每个人为了读懂生活这本大书都去进监狱，去体验人生，我是说，读书除了要博读用文字写成的书籍外，还要从生活实践中获得知识和认识，所谓“生活之树常青”。生活是知识的直接源头，广义地说来，书籍不过是用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生活而已。因此，也只有多读生活这本大书，才能真正读懂弄通用文字写成的书。二者相辅相成，不可偏废，古人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也说明了生活实践的重要性。
 

　　最后，抄一段我的一篇短文里的话作为这篇小文的结语：“书使我从混沌中睁开了眼睛，它不断加深了我对世界与人生、历史和社会以及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，使我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和价价值，人应具有的品格和责任。因此，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，书始终与我结伴同行，没有读书的日子，比没有食物的饥饿感更强烈，更不能忍受。”